淳熙丁酉，孝宗因观《文海》，下临安府，今委教官校正毕刊行。其年冬十一月，翰林学士周公必大夜直奏事，语次及之。因奏曰：「此书乃近时江佃类编，殊无伦理。书坊刊行可耳，今降旨校正刻板，事体则重，恐难传后。莫若委馆阁别加诠次，以成一代之书」。上大以为然。一日，参知政事王公淮、李公彦颖奏事，上顾两参，道周公前语，俾举其人。李公首以著作佐郎郑鉴为对，上默然，顾王公曰：「如何」？淮对：「以臣愚见，非秘书郎吕祖谦不可」。上以首肯之，曰：「卿可即宣谕朕意，且令专取有益治道者」。王公退如上旨，召太史宣谕。太史承命不辞，即关秘书集库所藏，及因昔所记忆，访求于外。所得文集凡八百家，搜检编集，手不停披，至次年十月书乃克成。未及上而属疾。上闻之，一日因王公奏事，问曰：「闻吕某得末疾，朕固忧其太肥。向令其编《文海》，今已成否」？王公对曰：「吕某虽病，此书编类极精，缮写将毕，方欲缴进，适值有疾，故未果」。上甚喜，曰：「朕欲见诸臣奏议，庶有益于治道。卿可谕令进来」。王公即使其从具宣圣谕，久之乃以其书缴申三省投进。书既奏御，上复谕辅臣曰：「朕尝观其奏议，甚有益治道，当与恩数。又闻其因此成病，朕当从内府厚锡之」。已而降旨：「吕某编类《文海》，采摭精详，与除直秘阁」。又宣赐银绢三百疋两。中书舍人陈骙再上缴章，上皆留中不行，骙寻罢去。既而赐名《皇朝文鉴》，且令周公必大为之序，下国子监板行。有媢者密奏云：「《文鉴》所取之诗，多言田里疾苦之事，是乃借旧作以刺今。又所载章疏，皆指祖宗过举，尤非所宜」。于是上亦以为邹浩《谏立刘后疏》语讦，别命他官有所修定，而锓板之议遂寝（太史之取邹公谏疏非他，昔邹公抗疏之后即遭远贬，其后还朝，徽宗劳苦之，且问谏草何在，邹公失于缴奏，同辈曰：「祸在此矣。」既而国论复变，蔡京令人伪撰邹公谏草，言既鄙俚，加以狂讦，腾播中外，流闻禁中，徽宗果怒，降诏有「奸人造言」之语。邹公遂再贬，太史得其初疏，故特载之。）。自太史以病归里，深知前日纷纷之由，遂绝口不道《文鉴》事，门人亦不敢请。故其去取之意，世罕知者。周益公既被旨作序，序成书来以封示太史，太史一读，命子弟藏之。盖其编次之曲折，益公亦未必知也。今间得于传闻，以为太史尝云：「国初文人尚少，故所取稍宽。仁庙以后，文士辈出，故所取稍严。如欧阳公、司马公、苏内翰、黄门诸公之文，俱自成一家，以文传世，今姑择其尤者，以备篇帙。或其人有闻于时，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，如李公择、孙莘老、李泰伯之类，亦搜求其文，以存其姓氏，使不湮没。或其尝仕于朝，不为清议所予，而其文自亦有可观，如吕惠卿之类，亦取其不悖于理者，而不以人废言。又尝谓本朝文士，比之唐人，正少韩退之、杜子美。如柳子厚、李太白则可与追逐者，如周美成《汴都赋》亦未能侈国家之盛，止是别无作者，不得已而取之。若断自渡江以前，盖以其年之已远，议论之已定，而无去取之嫌也」。其大略若此。太史既病，南轩以书与晦翁，以为编次《文鉴》无补治道，何益后学？而晦翁晚岁尝语学者，以为「此书编次篇篇有意。每卷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压卷，如赋则取《五凤楼赋》之类。其所载奏议，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，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，尽在其间。读者着眼便见，盖非《经济录》之比也（《经济录》，赵公丞相编次。赵丞相谓《文鉴》所取之略，故复编次此书。）」。岂南轩未见其成书，而朱公则尝深观之耶？临江刘公清之又以为此即删《诗》定《书》，官使众材之意，盖亦善观此书者。故备列之，以俟知者相与审订焉。从子乔年谨书。